程兆奇 姜沛辰
东京审判现场。 新华社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内景。 本报记者刘文璋摄
巢鸭监狱旧址外的石碑。 本报记者刘文璋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外景。 本报记者刘文璋摄
今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两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回望这场正义审判，厘清其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既是对历史记忆的珍视，更是对当下现实乱象的有力回应。
历史审判——
清算罪行，捍卫人类文明
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纽伦堡法庭一道，开创了以国际法追究战争罪犯责任的先河。东京审判是对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行径的全面系统清算，其对战争罪行的揭露之深、证据之实，在人类司法史上留下深刻一笔。
这场审判的正义性，首先体现在铁证如山的罪行揭露上。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庭审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巴丹死亡行军”……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通过详实证据与证言被确立为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这不是一场普通审判，是捍卫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之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说。
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庭审中，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关于贩卖毒品，法庭根据检方证据及日本证人证词确认，日本为毒化中国人民，筹措侵略资金，设立由其控制的垄断公司销售毒品，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东京法庭的庭审记录、判决书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重要史料，彰显了审判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中国的参与使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更加彰显。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审判，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以向哲濬为首的检察官团队赴东京伸张正义。梅汝璈秉持公正，深入研究案情，参与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部分撰写，在战犯量刑上坚守正义立场；向哲濬带领团队辗转海内外搜集证据，庭审中直面辩方狡辩，控诉侵略罪行，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声音得以传递，侵略者受到严惩。他们留下的史料，是中国人民捍卫历史真相、追求和平正义的见证。
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成为促使日本社会反思战争责任的契机。战时日本被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裹挟，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正当性和天皇的神圣性被无限夸大，民众被美化侵略战争的宣传所误导。审判将战时黑幕、日军的侵略野心和暴行公之于众，让民众首次了解真相。
“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日本《朝日新闻》在审判期间指出，不正视过去，日本就无从出发。当时的日本国会议员岩本信行、川崎秀二等纷纷发声，要求更广泛地追究战争责任；作为东京审判辩护律师之一的戒能通孝，在了解到日军的罪行后，发表文章支持进行战争审判，反驳右翼对于东京审判的指责；早稻田大学等高校迅速成立相关研究会，呼吁日本国民正视审判、反省战争……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一度达成反思侵略历史的共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埋下了追求和平的种子。
法理创举——
循法定罪，确立侵略罪责
东京审判的革命性贡献，还在于为人类以法律遏制战争、追究侵略责任奠定了基础。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
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本仅打算起诉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对华侵略，但在中国的坚持下，14年的日本侵华史被纳入起诉范围，相关证据也得到法庭确认。
相较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对侵略的裁决更彻底，对侵略与自卫的讨论更全面。辩方将日本发动的14年侵略战争狡辩为“自卫战争”，检方与法庭在判决书中全面驳斥了这一论调。日本学者一又正雄指出，东京审判围绕自卫权的讨论远超纽伦堡审判，法庭最终明确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既反驳了辩方的歪曲言论，也肯定了中国人民自卫战争的正义性。
针对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法理正当性的无端质疑，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有力回应。日本右翼长期以来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借口，称东京审判所适用的破坏和平罪是“事后立法”，甚至有日本国会议员在国会中称东京审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条约早已形成侵略战争违法化的国际共识，东京审判对破坏和平罪的设立，正是对这一共识的法律实践。日本右翼的论调，是对国际法发展历程的刻意曲解。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成为国际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京审判还丰富发展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它不仅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将军事指挥官的责任纳入追责范围，还明确追究文官对暴行的不作为责任。该原则的核心，是追究指挥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下，未履行制止义务的刑事责任。东京、纽伦堡两大法庭的实践为这一原则成为国际法正式原则奠定基础，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也明确规定了指挥官的不作为可能导致刑事责任。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知悉日军暴行却不作为，被法庭判定构成犯罪性疏忽并判处绞刑，这一判决成为后续国际审判的重要先例。
东京审判以一系列法理创举划定了战争与和平的法律边界，成为后世守护国际秩序的重要遵循。但受冷战之初的国际格局影响，审判仍存在历史局限性：日本天皇战争责任被豁免，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这些遗留隐患，为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污蔑审判正义性埋下了伏笔。
现实警示——
坚守真相，抵制翻案行径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结论与法理原则，本应成为人类共同的和平共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将“东京审判史观”贴上负面标签，妄图加以否定和“克服”，一些政客更是不断挑战历史公理与正义底线。
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本质上是为了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公开以首相身份否定“东京审判史观”，主张排除这一“外来史观”以构建“民族认同”。安倍晋三将否定“东京审判史观”视为“摆脱战后体制”的重要一环，称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并成立历史检讨委员会，将东京审判作为主要“检证”对象，试图为侵略翻案。
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东京审判，向日本社会灌输歪曲历史的言论。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堂而皇之合祀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宫司宣称，不否定“东京审判史观”便无法复兴日本精神。右翼组织“日本会议”宣扬“东京审判扭曲日本历史”，出版相关书籍歪曲真相，还与“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相互勾结，成为宣扬否定“东京审判史观”的重要推手。日本政客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对亚洲受害国人民情感的伤害，也是对国际公理与正义的挑战。日本还持续突破和平宪法、修改安保法案、增加国防开支，通过强军扩武谋求“国家正常化”，未来走向需高度警惕。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社会中正视东京审判、承认侵略历史的正义力量始终存在。战后初期，日本媒体界、政界、学界曾形成反思战争的共识。即便在今天，日本主流法学界仍认可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众多有识之士始终坚守历史真相，批判右翼势力的错误行径，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反省战争。部分媒体也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对日本政客为侵略翻案的行为保持警惕。这些声音虽受压制，却始终是守护历史、推动日本社会正视历史的重要力量。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说。
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和平正义不容亵渎。东京审判以法治伸张正义，旨在严惩战争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国际社会应传承这一正义审判的精神内核，捍卫其确立的历史结论与法理原则，坚决抵制任何歪曲历史、为侵略翻案的行径，共同守护国际秩序，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人民日报 》( 2026年04月27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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